精益求精，臻于至善
原文刊于《甘肃社会科学》年第1期高铭暄（—），男，浙江玉环人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特聘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。提要
环境犯罪治理由事后惩治向事前预防的转变，使得附加刑的价值日益凸显，其能够有效威慑潜在环境犯罪，限制犯罪人的再犯能力，较好地实现刑罚目的。环境犯罪的附加刑与现代环境伦理相契合，能够兼顾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。附加刑的轻缓性，为刑法在环境犯罪领域的提前介入提供了前提，进而可以有效预防环境犯罪，促进受损环境的恢复。与主刑相比，附加刑在节约司法资源方面也有着巨大的优势。我国环境犯罪罚金刑在适用方式、数额确定与执行路径方面尚存不足，应从扩大选科罚金适用、采取日额罚金制和罚金易科制度等方面进行完善。作为相对严厉的附加刑种，没收财产刑应扩大适用到环境公害犯罪中，以更好地惩治与预防重大环境犯罪，体现宽严相济刑事*策。职业禁止制度可暂时适用于环境犯罪，由于当前的资格刑体系已无法满足环境犯罪治理需要，从长远来看，应增设新的资格刑，限制或剥夺犯罪人从事某职业或行业的资格，充分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。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，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中，生态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，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，企图遏制环境恶化的趋势。刑法作为法益保护的最后堡垒，对预防与惩治环境犯罪意义重大。与其他犯罪不同，环境犯罪具有“持续时间长、潜伏性大、后果表现不明显但危害严重、对象不特定”等特点，这使得以自由刑为主的传统刑罚在环境犯罪的局限性愈加凸显。自由刑具有一定程度的严厉性和惩罚性，有助于实现犯罪预防，但对于刑法而言，不仅应考虑犯罪的惩治问题，也应当考虑如何更好地保护法益。法律规范为了保护利益而存在，刑法亦如此。在环境犯罪领域，刑法在惩罚犯罪的同时，也应当兼顾环境利益保护与环境利益救济。也就是说，环境刑法既要“除弊”又要“兴利”。当前，附加刑在环境犯罪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，附加刑不但符合世界“轻刑化”趋势与刑罚谦抑原则，还与环境犯罪特点相契合，有利于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与法益恢复功能。学界对环境犯罪附加刑的研究较少，大都将其作为刑罚制度或环境犯罪刑罚研究的一部分，重视程度相对较弱。少量专门研究环境犯罪附加刑的著作，着力于从刑罚完善的角度进行构建，对环境犯罪附加刑的目的与价值涉猎不多。因此，对环境犯罪附加刑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十分必要。本文立基于环境犯罪特点，重点围绕环境犯罪附加刑的目的、价值及立法完善展开论述，希冀从刑罚功能的角度发掘附加刑在环境犯罪惩治中的作用，引起人们对环境犯罪附加刑的重视，发现现有刑法规范的不足，进而有针对性地完善立法。一、环境犯罪附加刑的目的通说认为，刑罚目的包括一般预防与积极预防，其中一般预防又包括积极的一般预防与消极的一般预防。针对某一类型的犯罪，选择何种刑罚方式才能更好地实现刑罚目的，一直引发人们的深思。我国刑罚经历了从肉刑、死刑、劳役刑到自由刑的演变，当前刑罚总体以自由刑为主，偏重于借助自由刑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。但自由刑的弊端有目共睹，“在一个尊重个人和生命价值，维护人类的自信心和希望，实现社会增值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里，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和预防治疗理论，应尽量避免或放弃使用剥夺自由刑”。与此同时，附加刑因较为轻缓，更强调针对性与实效性而逐渐崭露头角，为人们所重视。越来越多的附加刑被规定在刑法分则中，有力地弥补了主刑的不足，防止了刑罚过剩，使刑罚更具经济性。环境犯罪中的刑罚具有明显的特殊性，一方面，与其他犯罪绝对的消极影响相比，环境犯罪是在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产生的，破坏环境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，人们对其主观“恶”的认识与传统犯罪不可同日而语，法定刑因此不会太重。另一方面，对于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犯罪，即便造成了重大的环境灾难，对其适用重刑是不必要的，与因环境灾难而造成的消极影响相比，再重的刑罚也是没有用的。可见，环境犯罪的轻刑化趋势与附加刑的目的相契合，附加刑势必在环境犯罪治理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。对于环境犯罪附加刑而言，报应目的有所淡化，事先预防与限制再犯目的相对受到重视，即更重视犯罪前与犯罪后的作用发挥。一方面，通过严密法网，针对不同的环境犯罪配置相应的财产刑与资格刑，使潜在的环境犯罪人衡量利弊得失，进而抑制犯罪欲望，避免生态环境的损害。另一方面，通过对环境犯罪人适用财产刑与资格刑，剥夺其再犯的经济基础与身份资格，有效杜绝二次犯罪的发生，且为潜在的环境犯罪人敲响警钟。具体而言，环境犯罪附加刑的目的体现在以下几方面：（一）威慑威慑是一般预防的表现，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认为，“一般预防应该是惩罚的主要目的，因为它是惩罚的真正的正当依据”；“如果我们可以考虑被作为一种孤立的事实而实施的一种犯罪，其同样的情况永远不会再现，那么惩罚便没有用处。但当我们考虑一种没有受到惩罚的犯罪，不只是给同一罪犯，而且给可能有相同动机或机会着手犯罪的所有那些人，开辟了犯罪的道路时，我们便会认识到，对个人所施加的惩罚变成了对所有人安全的一项来源”。环境犯罪更需强调一般预防中的刑罚威慑，环境犯罪不同于普通犯罪，一般会带来不可逆的重大后果，犯罪的危害也具有累积性、潜伏性与不可控性，如大规模的化学污染、臭氧破坏、资源衰竭等，事后的刑法处罚往往于事无补。“传统刑法是落伍的，因为刑法的反应太迟钝了，损害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了。实际上，人们的追溯总是要等到损害结果发生以后才开始，刑罚与已经发生的损害相比犹如抛石打天。”所以，环境犯罪的刑罚目的应包括威慑，即通过一般预防，阻止潜在的、未来的犯罪主体，使他们认清环境损害与刑罚之间的清晰而又必然的联系，进而主动打消犯罪欲念。（二）限制再犯限制再犯是刑罚特殊预防的表现，旨在运用特定刑罚，使犯罪人在一定期间或永久失去再犯此类犯罪的能力，不至于再次对社会构成威胁。“一个高明的人施行惩罚，不是为了错误已经铸成，而是为了不使错误再发生。”李斯特曾呼吁：“我们可以永远地，或者于一定期限内，从身体上剥夺那些对社会无用的罪犯继续犯罪的可能性，将其从社会中剔除出去，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使罪犯不致危害社会。”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，以及这一利益与地方*绩相捆绑，环境犯罪本身具有极强的反复性，加之环境犯罪立法科学性欠缺，如刑罚体系总体偏轻，没有确立危险犯等，使得被污染的环境在一定时期被治理好后，又会产生新的污染。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认为，刑罚是国家按照客观标准对犯罪人所施加的制裁，这种制裁是一种痛苦，应当让犯罪人知道，因犯罪而受刑的痛苦，大于因犯罪所得到的快乐，从而抑制其心理上产生犯罪的意念。环境犯罪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追求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，通过刑罚措施强化犯罪人的规范意识，使其在痛苦中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，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。二、环境犯罪附加刑的价值在环境犯罪治理过程中，曾经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。人类中心主义认为，人类之外的其他事物只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工具，因而在维护人类存在的层面上才有意义。刑法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是保障人类自身的根本利益，但作为司法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刑法只有在人类的生命、身体健康、财产等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或面临侵害危险时，才可启动以惩治污染、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。因此，造成人类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是运用刑法手段惩治污染、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前提条件。生态中心主义认为，水、土壤、动植物等生态环境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，与人类的生命安全和物资资料紧密相关。整体生态系统运转过程中遭受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时，生态系统本身的独立生态利益应得到人类的保护与修复，以达到生态的平衡。生态利益与人类利益都具有独立的保护价值，但人类利益依存于生态利益，若不尊重生态利益的独立价值，肆意污染、破坏生态环境以致生态系统受损且超出自身修复能力的界限，那么建立在生态利益之上的人类利益也将毁于一旦。由此可见，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界看成是实现人类利益的工具，主张人类利益具有优先性、唯一性和绝对性，这种理念否定了自然环境的独立价值，是造成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，故不可取。生态中心主义则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主张将大自然置于人类之上，强调应将生态保护放在首要位置，这否认了客观的人类发展需要，势必产生冲突。唯一的出路在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，兼顾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。要实现这一目标，应选择兼顾事前预防和事后修复的刑罚措施，附加刑符合刑罚“轻刑化”趋势、刑罚预防理念以及刑罚经济化原则，对于环境犯罪的预防和治理具有重大价值。（一）兼顾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“两山论”，具体表述为“既要绿水青山，又要金山银山”“宁要绿水青山，不要金山银山”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这是对既往环境治理的深刻反思与经验总结，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误区。与之相对，当前的环境犯罪刑事*策逐渐趋于理性，兼顾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刑事*策受到推崇。附加刑以其独特的功能，有助于推动新型刑事*策在刑罚领域的贯彻，展现出巨大价值，具体表现为：第一，为社会经济发展预留足够空间。与其他类型犯罪不同，环境犯罪在导致巨大环境损害之外，还可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。美国学者博尔丁在谈到经济问题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时指出：“环境污染是由于我们拥有制造‘善恶’两个方面的工业过程引起的，就是说，你要想获得‘善’就得忍受‘恶’；你要想消灭‘恶’，就得牺牲‘善’。当社会富裕起来，有了剩余时间的时候，就会逐渐不再忍受污染了。”毫无疑问，由于环境损害的恶果初露端倪，环境保护在当下已成为热门话题，受到空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