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转自：新快报
中国古文物研究学者楼钢：
■收藏周刊记者潘玮倩
如何选择一“器”，与其上承载的物件，来共同表达作者当下情思？如何回溯传统，找回我们讲述当代故事的底气？日前，中国古瓷古玉鉴赏家楼钢，接受了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的专访。
通过“器”来领略内涵
收藏周刊：您曾多次对外进行文化交流，您如何看待不同地域对于“器”的当代诠释？
楼钢：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论及中国古代“借用花器”，我们有悠久灿烂传统。从花道而言，日本花道的源头肯定在中国，自唐代时东渡，如茶道等一样，它也经历了接受、使其本地化的两个阶段。
我曾在日本与“越前烧”主持人武则信雄交流。中国有约个古瓷窑，日本仅6个，其一则为“越前烧”，传承自两晋。从我们角度来看，它的东西简单，但全世界米其林日本餐厅都在用它。中国做了那么多瓷器，为什么没被一个米其林餐厅指定？
我发现武则信雄面对随意一个茶盘，都能侃侃而谈其文化故事。他不光在用器，而是要让你通过器，来领略内涵。
那么花道也一样。情人节玫瑰、母亲节康乃馨，选花之后，我们有考虑用什么花瓶吗？
收藏周刊：选器尤为重要。
楼钢：对。冒昧说一句，现在去问许多插花从业者，他跟您讲得更多的是花材、形式，而对承载其的器皿和环境，基本没有文化上的研究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不光是花艺，现在许多作品，您和作者去谈其背后表达深意，对方未必能答，虽然他的技术确已十分精到。著有《石壶论画语要》的陈子庄曾说过一段话，我很认同——“艺术与技术的区别在于：技术可以全凭手上功夫达到，艺术则须靠修养的深度”。
近期我和不少非遗传人、工艺美术大师交流，他们也在思索从“工匠”到“艺术家”的跃迁。我说，人家去做一件东西，他是有他的想法，您去做一件作品，只是想把它做成一件成品，这就是艺术家跟工匠的区别。设计出来的都是产品，创作出来的才是艺术品。花艺也是，插完了，看花还是花，有何意义？您有没有通过所选的花与器，传达内心真意并获得呼应？这就是我们中国艺术界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。
中国元素+当代方式
收藏周刊：我们很容易看到，许多器具，千篇一律地制造和使用。
楼钢：与您分享我的一个故事。日前委托朋友帮我在一套茶具上绘样。现在，大多数人对茶具上的图样可有讲究？没有的。但我有要求：
元人范德玑《诗格》曰，作诗有四法，我认为茶也有“起承转结”。起：用“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”来做盖碗的诗歌主题，因为此时沸水倾入茶碗，茶香四溢，正应一个“举”字；承：盖碗出茶，盛入公道杯中，可用“小楫轻舟，梦入芙蓉浦”句，因为对于品茶人来说此刻正是梦的开端；转：体现在花器上；合：一道茶之最终，品茶结束，叶脉余茶倒入建水之中，梦已结束但余韵未了，诗歌可用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。
当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也知道如何运用传统和历史所赋予的养分去浸润，同时能够和当下生活结合，才能把文化带到技能里。
我们现在总是说要讲好中国故事，如果您连这个故事都不知道，您的技能有什么用？
收藏周刊：您觉得怎样讲述故事才能被更多当代人接受？
楼钢：我们现在在和一些机构及学校，进行着文化传承和传播的工作，甚至包括了数字艺术品等时下流行的虚拟艺术。但有一点强调的，无论是什么样的艺术品，你一定要把你的想法、你的中国文化元素加到里面。
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提炼，然后用最结合当代环境的方式推送出来。花器也一样。插花本身很传统，汉代就已经有了，而魏晋河西走廊上的墓砖和壁画，已有瓶花样式。所以很多元素你可以提炼出来，但你不可能按照年前的方式去插一盆花。你一定要用现代人能够接受的方式，来表达你的传统底蕴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东西。
事实上我们看回古人的“借用花器”，他们也是把各种其他器具和环境“为我所用”，在花与器的不同碰撞中，表达其当下的情思与诉求。
收藏周刊：如今有许多人，很着急地想要“创新”。
楼钢：创新的基础，是要吃透传统。如果没有传统记忆，根本无从谈创新，那叫胡来。不管是花艺、花器，还是现在的许多文化门类，我们年前、年前、年前就已经在做了。因此为什么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？
传统能给我们最大的力量支撑，这东西我见过，甚至见过多次，因此，现在的问题和考验，我也能理解。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底气。
传统也能告诉我们，曾经的“求变”。
简介
楼钢
中国古文物研究学者、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、天和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会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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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酒器到花器的借用：“梅瓶”和“玉壶春瓶”
■撰文：楼钢
中国古陶瓷之中的花器可以说是独树一帜：既有专用的花器例如各种花瓶、花插、花盆，也有匠心独运借用其他形制的瓷器来做花器的，例如酒器中的梅瓶、玉壶春瓶等，还有别出心裁使用原本并不适宜用作花器的器物来做花器，例如唾壶、水中丞等。
在古代中国花器乃是“清供”中之一部分。所谓清供，一指清雅的供品，如松、竹、梅、鲜花、香火和食物；二是指盛放这些供品的古董器物等可供观赏把玩的东西，又可称之为“文房清供”“书斋清供”和“案头清供”等。
清供的完整体系产生于汉唐以后，唐宋时期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佛教传至日本后，也把“禅房供花”的佛供礼仪带去，成为古时家居里祭拜神佛的场所，而“禅房供花”也就成为日本花道的起始。
既然要“供花”，那当然就需要“花器”了。在明人文震亨《长物志·三八、花瓶》中是这样论述的：“花瓶以古铜入土年久，受土气深，以之养花，花色鲜明，不特古色可玩而已。铜器可以插花者，曰：‘尊’、曰‘罍’、曰‘觚’、曰‘壶’，随花大小用之。瓷器用官、哥、定窑古胆瓶、一枝瓶、小蓍草瓶，余如闇花、青花、茄袋、葫芦、细口、匾肚、瘦足、药坛、及新铸铜瓶，建窑等瓶，皆不入清供，尤不可用者鹅颈壁瓶也。古铜汉方瓶、龙泉、均州瓶，有极大高二三尺者，以插古梅，最相称。瓶中俱用锡做替管盛水，可免破裂之患。大都瓶宁瘦无过壮，宁大无过小，高可一尺五寸，低不过一尺，乃佳。”
“梅瓶”和“玉壶春瓶”其实最早的时候均为“酒器”。
一般古陶瓷研究文章在介绍“玉壶春瓶”时，称其为酒器，因宋人诗句“玉壶先春”而得名。中国古文字，酒亦可以“春”代之。酒（春）→拿着瓶子去买酒→以瓶子装好酒卖（方便顾客），这个链条是完整的，而装酒的瓶子因此而得名，亦应该是顺理成章的，因此玉壶春这种器形至少在宋代晚期已经出现并流行。玉壶春瓶造型优雅，美观大方。北宋时玉壶春瓶体态修长，各部分比例适中，南宋及金时颈部加长变细形似垂珠，之元代则腹部外鼓、颈部变短，沉稳敦实。明清以后则无大的变化，但因此而派生出其他类似的器形如胆瓶、摇铃瓶和蒜头瓶，而后来这些器形以及它们的老祖宗“玉壶春瓶”无一例外地全都成了专用的“花器”了。
关于梅瓶的由来，目前大多数意见认为其发端于宋，由北方开始，逐渐传及南方。梅瓶最早也是酒器，小口短颈修长腹，或有盖或无盖。大量出土梅瓶器身上书写的文字本身就提供了足够坚强的证据，如磁州窑梅瓶上书“清沽美酒”，桂林出土的地方窑梅瓶上书“清香好酒”，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出土的鸡腿瓶上刻“葡萄酒”等等。不过“梅瓶”这个称谓却是清代人所赋，首见于寂园叟之《陶雅》，后民国许之衡《饮流斋说瓷》再给出进一步的阐明：“梅瓶，口细而颈短，肩极宽博，至胫稍狭折，于足则微丰。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，故名梅瓶也。”
（本文节选自《待到山花烂漫时——说说花器的借用》，有删减。）